简述封建社会中央、地方政府机构的演变

简述封建社会中央、地方政府机构的演变
简述封建社会中央、地方政府机构的演变

简述封建社会中央、地方政府机构的演变
分别介绍中央机构和地方机构.
一、皇帝“家天下”制度
皇帝“家天下”制度是继承西周的国王“家天下”制度进一步发展演变而来的,历代基本上没有变化.如西汉的名臣萧何说：“天子以四海为家”.这时的“家天下”由于已实行土地私有制,有些情况已与土地国有制时期有所不同,主要偏重于政治意义.当然利用政治特权,亦可实现其经济特权的目的.这—制度的主要特点有三：
1．皇权至高无上
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一点与西周时的“王权至上”基本相同,但有新的发展和更有加强.情况亦分两个方面：一方而,神化皇权,宣扬皇权神授说；另一方面,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2．皇位世袭制度
皇位世袭制是由西周的王位世袭制发展而来的,此制度亦始于秦始皇,为后世称作“皇统”,看作是皇帝家庭的私事.
3．皇族特权制度
皇族享受特权,这是皇帝“家天下”制度的组成部分.但政治特权过大,于国于家都利少害多,因之限制政治特权,给予经济照顾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二、中央集权制度
中央集权制度萌芽于春秋后期的各大诸侯国中,战国时期有较大的发展.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中国,建立秦朝,以原秦国的制度为基础,自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中央集权制度,行之于全国.这套制度的突出特点是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史称“废封建,置郡县”.秦始皇的这一变革,是中国古代史上的重大政治变革,具有革命性质.这套新的政治制度基本上符合当时社会经济的状况及其发展的要求,亦为此后历代王朝所沿用.
1．中央机构
秦朝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此制度是以后两千余年间历代王朝中央机构的基础.但是各朝由于政治需要,亦有一些兴革.今择其典型阶段分述于下.
(1)秦汉行三公九卿制
秦灭六国后,于中央机构废除由宗法贵族掌权的“世卿世禄”制,改行“三公九卿制”.三公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就是宰相,为百官之长,“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太尉掌军事.御史大夫为副丞相,掌监察.这就是在皇帝领导下,以总揽政务的宰相与军事和监察首脑三人组成的权力核心.九卿即中央各行政机构的总称,一般称之为中央的“庶政机构”,相当于后代中央的九个部.九卿有奉常,掌宗庙、礼仪；郎中令,掌宫殿警卫；卫尉,掌宫门屯卫；太仆,掌御用车马；廷尉,掌刑法；典客,掌民族事务；宗正,掌皇族、宗室事务；治粟内史,掌农业、财政；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及皇帝的生活供应.扎卿之外,还有“列卿”,如中尉,掌京师治安；将作少府,掌修治宫室等.还有为太后、太子服务的高官,职位相当于卿.
三公九卿制主要实行于秦和两汉,约四百余年.此制虽为中央集权而首创；可是此后的发展变化,是大权逐步向皇帝手中集中,皇帝身边的人的权力日重,而三公九卿的权力则逐步削弱,最后连同制度相继被废除.
三公九卿制的削弱始于汉武帝时,重点在削弱“三公”.汉武帝即位不久,首先废止太尉一职,20年后又设大司马以代之.以后此职的名称多有变化；权力不明确,军权归皇帝直接掌管.其次是汉武帝又开始削弱相权,重用在皇帝身边做秘书工作的尚书办事.尚书台原为少府属下的三十余个部门之一,长官称尚书令,属员为尚书,共5人,为皇帝管章奏文书,职位低下；可是大臣们的章奏不能直接进呈皇帝,要先送尚书台.此一工作性质决定了尚书这一职位的重要性.汉武帝又选用了一些有学识才辩的士人为低级的郎官,加以侍中、给侍中、常侍等头衔,出入宫廷,与尚书令共议军国大事,组成“中朝”,为中央的决策机构.原以丞相为首的由三公九卿组成的中央政府称作“外朝”,为执行机构.从此以后,尚书台的权力日重,大臣如需参预中枢,就要在其官职上加“领尚书事”或“平尚书事”的头衔；东汉时,尚书台的权力更大,有6位尚书分曹办事,称“六曹尚书”.当时已有“尚书出纳王命,赋政四海,权尊执重,责之所归”之
说.三公改称司徒、太尉、司空,职位虽高,但无实权.大臣需参预中枢,要加“录尚书事”的头衔,录与“领”同,为总领之意.录尚书事独揽大权,无所不总.这就是所谓“虽置三公,事归台阁.”
汉武帝对三公中之御史大夫所掌监察一职,不仅未予削弱,反而有所加强.在中央,监察百官的违失.在地方,秦朝原于每郡置监御史1人,司监察.西汉前期取消,改由丞相临时派员视察地方,不设专官.武帝时,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督,分全国为13个州部,每个州部设一刺史,专司监察,刺史归御史大夫领导.
(2)隋唐行三省六部制
中央机构又经过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的发展演变,机构更加复杂而详密.至隋唐时期,主要权力机构为“三省六部”,这是以汉魏的尚书台与侍中等官发展演变而来的.三省是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书省是决策机构,负责草拟、颁发皇帝的诏令,其长官为中书令,副长官为侍郎.门下省是审议机构,负责审议政令,驳正违失,其长官为纳言(侍中),副长官为黄门侍郎.尚书省是执行机构,负责执行重要政令,其长官为尚书令,副长官为左、右仆射(ye叶).《新唐书·百官志》曰：“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巾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宰相所以一分为三,主要是为了分散相权,不使相权过大.这样还感到“其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如“吏部尚书参议朝政”、“秘书监参预朝政”或“参议得失”、“参知政事”等都是宰相.这样的做法使宰相的职位不明,人员不定,以便于皇帝直接掌握大权.
六部是尚书台的六曹发展而来的,秦汉时九卿所掌政事至此时均归六部分管.六部为吏、户、礼、兵、刑、工,属于尚书省.吏部掌官吏的考核任免,户部掌户口、赋税,礼部掌礼仪制度,兵部掌军政,刑部掌法律、刑狱,工部掌水陆工程.各部长官为尚书,副长官为侍郎.
三省六部职司分明,提高了行政效能,加强了中央统治力量.
隋唐都设御史台,其长官为御史大夫,“掌持邦国刑宪典章,以肃正朝廷.”副长官为御史中丞.下设三院,即台院、殿院、察院,分察中央和地方.
(3)明行六部、内阁制与清行六部、军机处制
宋、元时期继续削弱或分散宰相之权.宋朝之制．“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都直隶于皇帝.元朝则实行一省制,即以中书省为中央最高行政机构,总理全国政务,其长官为中书令,下设右丞相和左丞相各—员,为宰相.中书省下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明初沿用元制,可是洪武十三年(1380),因丞相胡惟庸专权,且欲谋反,朱元璋杀胡惟庸废除中书省及丞相制,委大政于六部,从此六部尚书为一级长官,分别自隶于皇帝.皇帝之集权又加紧了一步.这也是中央体制的一大变化.六部各省尚书和副职侍郎为主管长官.下设各司,办理庶政.吏部掌用人大权,为六部之首；户部掌土地、财政；礼部掌礼仪、学校；兵部掌军事,地位也很重要；刑部掌刑法；工部掌水陆工程.
朱元璋废止丞相制后,曾用职位较低的殿阁大学士备顾问,这些大学士并不参预机要.明成祖时,选用翰林学士参预机要,称为内阁学士,渐升为大学士.大学土不过五品官,仍属于顾问性质,凡事由皇帝裁决.成祖之后,继位皇帝们用六部之尚书、侍郎等兼殿阁大学士,代皇帝处理章奏文书,内阁之权日重,大学士虽不称宰相,但称为辅臣,有首辅、次辅、群辅之分,实掌宰相之权.如严嵩为首辅二十余年,操纵国事,吞没军饷,无恶不作,政治黑暗.但从制度上来说,内阁不应干预六部之事.
明朝的兵权由兵部与五军都督府共掌.兵部掌任命将领.发布凋令等,不直接统率军队.五军都督府掌军籍、军政,分领在京及各地军队．但不能任命将领,调遣军队.二者互相钳制,大权归于皇帝.
明改历代御史台为都察院,专司监察,长官为左、右都御史, 与六部尚书平行,合称七卿,操弹劾、建言之权.朱元璋又另设六科给事中,六科亦名吏、户、礼、兵、刑、工,辅助皇帝处理奏章,分别稽察驳正六部违失,权力很大.
清朝初年亦行明制,以内阁大学士为宰辅,但权力不大.雍正、乾隆时,整顿内阁,主要官员大学士,满、汉各1人,均为正一品；协办大学士,满、汉各1人,均为从一品；学士,满6人,汉4人,均为二品.内阁权力加强.但是清朝设置军机处,应是中国封建时代皇权达到最高点的标志.此机构于雍正七年(1729年)以用兵西北而设,研究军事机密,人员并不固定,因需要而增减,由皇帝简选亲王、大学上、尚书、侍郎充任.分为满、汉四班,各8人,每班有领班1人.无固定职责,随时接办皇帝交办事务,一切决定于皇帝.自军机处成立,内阁吏无实权,只办理例行公事.后来军机处成为在皇帝直接指挥下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兼管军、政.
清朝也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和都察院,制度与明朝基本相同,权力很大,直接对皇帝负责.
2．地方机构
秦始皇为了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在地方行政方面,彻底废除了西周以来行用了800年的分土封侯制,在全国范围实行郡县制度.在此后两千余年间,历代王朝虽对地方行政制度各有不同的做法,但是秦始皇所创立的这套制度一直是各王朝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基础.这说明了这一制度基本上是符合中国当时的社会需要的.但是亦有些王朝曾对郡县制有所削弱,曾部分或大部分地恢复过“分封制度”.这样做的结果,在政治上,或在全国范围引起过巨大混乱.关于此事,谈如下几个问题.
(1)郡县制度
秦始皇统—中国之初,分全国为36郡,后增至40郡.郡下设若干县,此为地方行政两级制.郡设3个主要长官：郡守,掌行政和军事；郡尉,辅佐郡守,并掌军事；监御史,掌监察,直属中央的御史大大.郡有丞,为秘书长性质.县亦设3个主要长官：县令(长),掌行政；县尉,掌军事；县丞,掌文书、刑法等事.县以下设乡、亭、里,这些地方小吏都由本地富厚人家充当,
般不列为国家官职.
西汉初年,曾在郡县制之外,又分封了若干诸侯王国,实行郡国并行制.吴楚七国之乱以后,削弱王国权力,由中央派官治理王国,诸侯王不再治国,从此王国与郡同.东汉后期,为厂镇床农民起义,在原刺史临察的州部改置州牧,位居郡太守之上,形成地方行政三级制(州郡县).隋唐时,又为两级制,时为州县,时为郡县.两宋亦为府(州、军、监)县两级制.但隋唐宋等朝代都曾将州(郡)或府之上的道或路等监察区改为政区,则成为地方行政二级制.元朝用省、路(府、州),县二级制.以省管理地方为元朝的创举.大都（京城）附近的今内蒙古、河北、山东、山西等地直属于中书省.此外,另设十个行省,分管全国各地,行省遂成为最高地方政区的名称.明清两代基本上沿用元朝的建制.
从隋唐至明清,国家疆域辽阔.地方政区和官职名称复杂而多变,尤其是在边远和民族地区的情况更为繁杂.但其意义与秦汉之制相差不多.县以下仍有乡里划分,或称都、图、里、保等,意义亦无大变化.
(2)关于“郡县制”与“分封制”的争议
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中国占代国家制度的—大进步,对中央加强对地方的管理,对祖国的统一与边防的巩固,对各地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促进各民族间的团结与合作,都是一项根本性的制度和措施.可是,在实行此项制度的2000年间,历史并不平静,尤其是在发生地方叛乱或国家分裂,特别是危及王朝和皇帝的存在之时,总会有人对“郡县制”的实行发出抱怨.认为一切祸害、灾难都来自“废封建,置郡县”.似乎只有恢复“分封制”,才能长治久安,天下太平.
可是事实并不如此,而且情况恰恰相反.如从秦汉到明清,共发生重大叛乱事件5次.西汉有“七国之乱”,西晋有“八土之乱”,唐朝有“安史之乱”,明朝有“靖难之变”,清朝有“三藩之乱”等.唐朝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柳宗元曾以汉、唐两次事件为例,将“制”与“政”分开评判引发暴乱的原因.“制”是“制度”；“政”是“政事”,就是政策、措施或政情等.他说：西汉行“郡国并行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此是“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唐朝行“州县制”,后又于各军事重镇设节度使,则“有叛将而无叛州”,此是“失在于政,不在于制”.或谓之“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柳氏的见解很高明,观点清晰,很有见地,
关于国家分裂的原田,也要具体分析.从秦汉到明清,共发生国家分裂情况4次.而其中“东晋、十六国至南北朝”和“南宋与金”,是由于北方民族南进引起的疆土分裂,与通常所说的国家分裂不同.只有“魏蜀吴三国鼎立”和“五代十国”两段历史可称为真正分裂的时期.不过仍要具休分析.如东汉后期由统一走向分裂,不是实行郡县制的罪过,而是由于宦官长期专权,政治黑暗,经济凋敝,广大农民破产流亡,以致爆发了黄巾大起义,各地武力集团与豪强地主结合,先是镇压黄巾起义,后来形成军阀长期割据混战的局面.这一局面的形成,如用柳宗元的话说：“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如说最后兼并而成的“三国鼎立”之势为分裂时期,并不恰当.因为“三国鼎立”正是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过渡,后来统一于西晋.造成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也与实行郡(州)县制无关,是唐朝后期在地方各军事重镇设节度使的结果.各节度使在州之上,兼管军、政,世代相袭,武力强大,不奉朝命,称作藩镇,与宦官时而勾结,时而斗争,天下分崩离析.这一局面的形成,如用柳宗元的话说也是“失在于政,不在于制.”或谓之“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后来宣武节度使朱全忠(朱温,据今河南)率军入长安,杀掉宦官数百人,后又杀唐昭宗,废哀帝,自立为帝,同号梁,唐朝灭亡.各节度使乘机纷纷独立,称帝称王,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导致统一国家发生变乱或分裂的主要原因,除了制度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之外,还有两大原因：一是皇帝昏庸,朝廷软弱,政治黑暗；其中皇帝昏庸是最主要的.二是地方武力集团强大,中央政令不行,尾大不掉.再加上皇帝或朝廷唯唯诺诺,姑息养奸,以致酿成灾祸.所以历代有识见的政论家都认为,要保证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正常运转,应当实行“强干弱枝”政策,中央指挥地方,应“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两干余年的历史证明,任何一个王朝要做到这—点,首先要制度合理,政策正确,如西汉文帝行“治安策”,景帝行“削藩策”,武帝行“推恩令”等,都是为了纠正分封制偏向而采取的补救措施.即使在郡县制正常运转的情况下,还必须要坚持如下二大根本性原则：第一,皇帝必须英明,坚持兼听纳谏；朝廷大臣必须干练,还能直言极谏.这样才能组成强有力的中央领导和管理机构；第二,地方主要官吏必须忠于朝廷,勤政爱民,廉洁奉公；第三,严格监察制度.
(3)厉行监察制度
监察制度既察中央百官,也察地方群吏.这里主要讲下中央对地方的监察问题.中央加强对地方的监察制度,始创于秦始皇.后来刘邦建立西汉,一度废除这项制度时长达100年之久.到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5年)前,国家面临的地方形势,主要有两大问题：
一是疆域广大.疆域东西9300余里,南北13000余里,划分为郡国102个,县道侯国邑1500余,民族复杂.如何有效地统治、管理这样—个大国,关键在于督导好与之相应设置的这个庞大的官僚群,尤其是郡太守一级.
二是社会动荡不安.西汉文、景时期,社会经济有所发展,人民的生活亦有改善.可是贫富分化、土地兼并的情况亦日益严重,豪强地主勾结官府,武断于乡曲,大批农民破产流亡,社会动荡不安.如何有效地制止豪强兼并土地,打击其不法行为,这又是一个重大社会问题.
在这样的形势下,汉武帝于元封五年恢复并完善了监察地方的制度：分全国为13个州部为监察区(不包括京师附近七郡),每个州部设刺史1人专司监察.刺史秩六百石,相当于—个中等县令,但却监察郡太守和王国相,体现了汉武帝的“以内制外,以小制大”的政策.刺史以“六条问事”,一条察强宗豪右,五条察郡太守和王国相.据规定：“刺史班宣,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非条所问即不省.—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太守、王国相等)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背)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刺史受御史大大督导,直接受命于皇帝.每年于8月巡视所属郡县,年终回京上报皇帝.另设司隶校尉,监察京师附近七郡.从历史事实来看,监察诸侯王和不法贵族也是其重要任务.
汉武帝重用御史大夫,内置侍御史,又外设部刺史和司隶校尉,构成一套严密的监察网络,加强了汉武帝对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僚机构的监督和控制.在东汉时,刺史长驻地方.东汉末,改刺史为州牧,成为州的军、政长官.
监察制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比较混乱,可能与当时的分裂割据、政局不稳有关.到隋唐时期,又有新的发展,并形成为独立的监察系统.中央设御史台,长官为御史大大,专司监察、执法.副长官为御史中丞.下属分为二院：一为台院,由侍御史组成,掌纠举百寮,推鞫狱讼.二为殿院,由殿中侍御史组成,掌殿廷供奉仪式及京畿地区的纠察.三为察院,由监察御史组成,“掌内外纠察,并监祭祀,及监诸军、出使等.”品秩虽低,权力却很大.唐前中期对地方的监察亦很重视,时全国分十道,后为政区,亦为监察区.皇帝随时派遣监察御史、尚书等赴“十道巡按”,“监察御史”有“巡按”之名,自此始.也是“以六条问事”,“六条”近于西汉,主要监察地方主管官员和不法地主.“其一,察官人善恶；其二,察户口流散,籍账隐没,赋役不均；其三,察农桑不勤,仓库减耗；其四,察妖猾盗贼,不事生业,为私蠹害；其五,察德行孝悌,茂才异等,藏器晦迹,应时用者；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纵暴,贫弱冤苦不能自申者
明朝对地方的监察制度更完备更严厉,主要由中央和省两级执行.中央设都察院,相当于前代之御史台,但其机构和职权更大得多.都察院下设十三道(按省划分十三道为监察区)监察御史,共11O人,代表天子出巡州县,人事奏裁,小事立断,权力极大,称为“巡按”.省没提刑按察使司,掌一省之司法、监察.下设按察分司,分巡省内各道.清朝的地方监察制度基本上沿用明制.
历代的监察制度都是贯彻“以内制外,以小制大”的原则,这样做对于加强中央集权,尤其是加强皇权是有利的.
你要问的国家机构说到这里就够了,下面的是完善说明封建社会的统治结构.
三、官僚制度
秦始皇为有效地实行中央集权,在选官制度上也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革.主要是废除“世卿世禄制度”；采用“官僚制度”,此制在战国时期已有初步发展,而以行用于秦国的官僚制度比较系统和完整.这一制度实际是一种雇佣制度.其主要特点有四：一是,选官不问原来的出身,以国家需要为标准,量才录用；二是,实行俸禄制度,以谷或半钱半谷为薪俸,按年计算.在官则有俸,免官则无俸；三是,官吏有任期,主要官吏由皇帝任免调迁,非终身制；四是,官吏均不世袭,官吏的子孙无特权.
关于选官制度,以其发展过程,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1、西汉以“察举”、“征辟”制选官
两汉前期,主要官吏为开国功臣,另无明确的选官制度.文帝为了询访政治得失,曾下诏征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选以授官.武帝即位,董仲舒建议用“察举”的办法从民间或基层选官,自此始有明确的选官制度.董仲舒曰：“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汉武帝接受了这个建议,即创行“察举制度”,所选有孝廉、贤良文学、秀才等科.但由于主选者并不都忠于职守,所选良莠不齐.东汉章帝诏曰：“夫乡举里选,必累功劳.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才、孝廉岁以百数,既非能显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在民间也流传着批评这一选官制度的谚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西汉还有征辟制度,是由三公和二千石等中央和郡太守等从民间征聘僚属之制,也有由皇帝特召授官的.
2．魏晋南北朝以“九品中止”制选官
察举、征辟的大权都掌握在官僚、地主和世家大族手中,庶族平民出身的有才之士很难有仕进的机会.东汉末年至三国初,曹操曾行“唯才是举”的政策.至其子曹丕称帝,制定并实行“九品中正制”,用以选官.就是中央—些官吏兼任原籍所属郡的“中正”,由他们察访本郡有才能的士人,列为九等,以备选用.选用原则,“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这与其父的“唯才是举”政策的精神是一致的.可是由于中正官多为世族门阀出身的官僚所占据,这一制度很快变成为他们培植门阀们私家势力的重要工具.段灼曾对晋武帝说：“今台阁选举,徒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途)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筚(闭)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沉者哉!”当时有谚语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亦反映了这一选举不公的状况.这是西晋政治迅速走向黑暗的重要原因之一.
3．隋唐至明清以“科举制”选官
隋文帝时,废除九品中正制,令各州每年向中央选送数人,参加秀才、明经等科的考试,合格者录用为官,不问门第.隋炀帝即位,增设进士科,—般都说从此时起,科举制正式产生.“科举”是分科取士之意,此制度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者联系起来,成为士人仕进的必由之路.由于此制不论应考者的身份,就打破了数百年来世族门阀垄断仕途的局面,一般地主子弟和贫寒子弟可由此而走上仕途.此一选官制度的改革,削弱了官僚和门阀大族世代把持政治大权的状况,为庶族地主和寒门出身的读书人参与政治开辟了道路.这为封建政权拓宽了阶级基础,也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
唐代沿袭隋制,又进一步发展完善,成为选拔官僚的主要途径.唐代科举分常举和制举两种.常举每年举行考试,科目主要有明经、进士、明书、明算等.投考者以明经和进士两科比较集中,而以进士科最为重要,又是做高官的主要途径.制举是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主要科目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和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等.录取后优予官职.科举在唐朝分地方和中央两级考试,到宋朝,增加殿试,为三级考试.明朝沿用宋制,亦行三级.其一为乡试,在各省省城举行,每三年举行一次,得中者称“举人”,第—名俗称“解元”.二为会试,于乡试的次年在京师举行,由礼部主持.会试得中者再参加殿试,也叫做廷试,由皇帝主持.殿试结果分三甲出榜,一下三人,赐进上及第,三人依次称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山身.一、二、三甲总称进士,进士可以授官.科举考试的内容是“四书、五经”,自元代定科举必须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出题,发挥题意也以《集注》为根据.明代相沿不改,又以“八股”为应试文章的程式.文在“破题”、“承题”之后,即为“起讲”,后分“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四个段落阐发议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每个段落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因称“八股文”.
清朝沿用明制而不改,直到光绪三十—年(1905年)推行现代学校教育,科举制度才被废除.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时代中后期创行的一种比较完善的选官制度,对于健全国家制度、改善吏治、推动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科举制度毕竟是封建制度,即使贫寒子弟得中为官,仍要进入统治阶级的行列,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何况在当时的社会中,一般贫寒子弟实在缺乏与地主、官僚子弟竞争的条件,所以科举制度基本亡是选拔地主、官僚子弟为官的制度.此外,以“四书”出题考试,以“八股文”为文章的程式,都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智慧,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是不利的.至于在执行中的各种流弊也多有发生.但作为封建时代的选官制度来说,这些缺点是居于次要地位的.
两汉以来,高级官吏有致仕后以低级俸禄养老的制度,也有“任子”为郎官之制.郎官一般称“郎”,为光禄勋属吏,职位低下,秩比三百石,掌皇室车骑、门户、宿卫等事,常接近皇帝,多侯补丞、尉、令、相等官,是直上青云的捷径,所以有“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之说.这种对高级官吏的特殊照顾,在后代的各王朝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