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央一号文件有多少次是关于农业的最好能说出来都是几几年,说的什么问题

历史上中央一号文件有多少次是关于农业的最好能说出来都是几几年,说的什么问题
历史上中央一号文件有多少次是关于农业的
最好能说出来都是几几年,说的什么问题

历史上中央一号文件有多少次是关于农业的最好能说出来都是几几年,说的什么问题
2010：一号文件破题城乡统筹
　　“三农”问题的真正解决,功夫在“农”外
　　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还姓农.不过,与过去有质的区别——那就是工作重心增加了城镇化问题,变成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两轮驱动.还是那句老话：“三农”问题的真正解决,功夫在“农”外.
　　为什么中央还把一号文件锁定“三农”?除了常规的“三农”问题是中国现实发展的重中之重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过去的“三农”战略已经到了必须进行重大调整、集中力量打攻坚战的时候了.这个攻坚战就是喊了多年但一直未能根本触及与破题的城乡统筹.
　　这个问题太过复杂,涉及太多的部门与问题,包括农民工、户籍制度、就业、社会保险、粮食安全、中央与地方关系等等,过去已有的6个中央一号文件,都没有正面谈论此问题.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到了必须触及这些硬骨头的时候了.所以,2010年是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化破题的一年.
　　新世纪以来出台的6个中央一号文件,2004年关注的主题是农民收入,2005年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2006年至2009年是新农村建设,传统的农民收入、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都装入了新农村建设发展战略中.
　　细心的人会发现,新农村建设虽然很好,但一直难以破解过去制约中国发展,并且已喊了多年的城乡统筹问题.新农村建设得再好,还是难以挡住或留住农村的青年,他们对城市向往的热情永远难以改变.
　　尽管政府把物力、财力等投向了农村,但还是难以解决农村的散、空、穷问题.庞大的人口不能一直滞留在农村,要把他们转移出来,减少农村人口,才是最终消除贫困,缩小城乡差距的主要途径.单纯地让农民留在农村是永远难以解决城乡统筹问题的.未来的城乡统筹就是要逐步解决农村人口向城里统的问题,而不是单向地把农村的土地统向城市,资金统向城市,人也跑向城市,但人口户籍却还留在农村.
　　人口户籍留在农村,也一直制约着城市规模的扩大.数年来除了超大规模的几个大城市不断生长外,中等城市与城镇一直数量偏少,规模偏小,且发展速度缓慢.县域的乡镇人口一般也就几千人,一直难以有集聚效应,更无法对周边的农村产生辐射与带动作用,人气远远不足.
　　如果通过城镇化的发展,在规划引导基础上,积极稳妥地吸引大批回乡青年在中小城市与城镇落户,通过户籍制度放开与产业发展吸引大量农村人口,集聚的人气会对中小城市与城镇的发展有一个带动作用.人口的增加必然会带动这些城市与城镇的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发展.而大量的人口从农村转移出去后,农村的土地经营规模也会因此而扩大,从而使务农的农民通过经营较大规模的土地提高收入.
　　所以,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成了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战略转移点,从此,中国的发展重点就从过去单纯地发展新农村,过渡到真正的城乡统筹.通过城镇化,使中小城市与城镇吸引大量转移出的农民,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当然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属于最难啃的骨头.单一的政策是难以奏效的,必须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包括城镇规划、户籍制度、房地产发展、就业机会创造、社会保障、农地非农用、粮食安全等.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央再次把一号文件锁定在“三农”上,是想通过对户籍制度的破题与中小城市与城镇的发展,作为农村问题彻底解决的工作抓手,以此引导未来城乡一体化全面发展.（文/郑风田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2004~2009：一号文件又归三农
　　如果改革初期关于农村问题的5个一号文件是为农村改革保驾护航的话,那么2004年至2009年的一号文件,则是开启了重农时代.
　　200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作为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公布.
　　人们不会忘记：从1982年至1986年,中央连续出台了5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开创了中国农村发展和改革的新局面.此后,在广大农村干部群众心目中,中央一号文件成为象征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专用名词.
　　时隔18年后,党中央、国务院又发出了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第六个一号文件,处于“真穷、真苦、真危险”境地的农民高兴地发现：中央一号文件又回来了.
　　此后直到2009年,中央又连续出台了6个一号文件.如果说改革初期关于农村问题的5个一号文件是为农村改革保驾护航的话,那么2004年至200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则是开启了重农时代.
　　改革开放初期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使几千年温饱不保的中国农民,在历史的瞬间,越过了贫困,从温饱线上逐步向小康迈进.然而,农村的改革,深层次的推进,依赖于城市国有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第一,从1985年起国家实行流通渠道体制改革,但这项改革经历了曲折反复之后,至今也没有完成,致使农民不能顺利走向市场.
　　第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后,按照原来的设想,新的农业体制是有统有分,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事实上,一直受“大集体”压抑的农民,没有那种兴趣.所以当时层层上报设立了多少多少个经联社、合作社,但实际上是农户各自经营.这种千家万户各自经营的方式,与大市场的要求极不适应.农民不了解市场,往往是看邻居.本村当年种什么赚了钱,明年就跟上种什么.结果是,今年市场上的稀缺产品,明年就过剩,农民吃尽了苦头.
　　尤其是在改革的中心转向城市之后,由于城市和农村的改革交织在一起,出现了一些新的碰撞和摩擦.
　　首先,误认为农村富裕起来了,因而各方面通过种种办法向农村、向农民伸手,农民负担不断加重.
　　同时,国家继续采取剪刀差的办法从农村积累资金,用于城市建设、工业建设.税制改革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对县以下财政收入压得太紧,只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1%,却供养了69%的国家工作人员,农村公共财政开支严重不足.本应由国家负担的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事业却要农民负担.为了维持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现象屡禁不止.再加上农村机构膨胀,人员增加等多方面的原因,农村改革初期农民得到的实惠一点一点地被抵消了.
　　而且,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大批剩余劳动力滞留农村,农民不能充分就业,因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得不到进一步提高.特别是中部粮产区,有的年份还出现了负增长,农民种粮积极性严重受挫,因而造成粮食连年减产,对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市场供应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2000年,长期在农村基层工作的李昌平,把他在农村从事基层领导工作所体会、观察到的问题,致信朱镕基总理,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一时成为“三农”问题最经典的名言.在这三个概括中,对农业是否危险或许还存有一定的争论,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却是普遍公认的事实.农村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也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关注.
　　1993年以来,中央每年召开一次农村工作会议、每年出台一个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文件,已经成为惯例.但2003年却先后召开了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下发了两个文件,为20年来所仅见.
　　为准备2003年初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刚刚选举产生不久的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召开会议.在2002年12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就提出,要更加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为2003年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作了非常重要的铺垫.
　　2003年初,新当选的总书记胡锦涛出席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并作重要讲话,讲话中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这句话后来被广泛引用.这也解释了总书记到会作重要讲话的深层原因.
　　2003年底,第二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从表面上看,这一方面是出于对1978年12月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拉开农村改革序幕的纪念,另一方面也由于2004年春节是在1月份而使会期提前.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央经过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后认为,2003年在遭受非典和多种自然灾害的影响下,农业和农村保持稳定发展,目前的局面来之不易,很多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同时,近几年来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缓慢,已成为影响农村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问题.
　　农业和农村工作从长时期的“基础地位”,到近几年的经济工作“首要位置”,再到现在的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四个字的变化,反映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解决“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中央一号文件时隔18年重新回来,就是这种高度重视的最好体现.
　　18年后,中央再次把“三农”问题作为中央一号文件下发,让农民增收成为文件的主题,是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个大背景下作出的战略决策.文件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党和政府高度关注着“三农”问题,党和政府十分关心着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党和政府时刻惦记着9亿农民的增收问题.
　　此后,直到2010年,中央年年都把“一号文件”留给“三农”,使广大农民在每一个春天都能最先感受到一种破冰后的温暖.（文/余广人作者为近代史学者）
　　1982~1986：“中央一号文件好!”
　　改革开放初期的5个“一号文件”,反映了广大农民的心声,记载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
　　1978年冬,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18位农民,按下了18个鲜红的血手印,分田到户,率先实行农业“大包干”.邻村得知后,也模仿着干起来.1979年6月,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到凤阳听了有关大包干的汇报后,当即表示支持.
　　凤阳县小岗队18个农民包产到户的壮举,率先敲响中国农村改革的鼓点.
　　不准落户口一“黑户口”一社会主义“依存户口”
　　在既往社会主义公有体制的词典里,“包产到户”在宪法里找不到支持的释义.甚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红头文件中也找不到明确根据.三中全会发出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有两个明确的“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
　　但这个文件也能让人看到改革的迹象：农村劳动组织“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这个“可以、可以、也可以”的农村政策,农民只看到了“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充满希望的小窗口——包产到户不准落户口,“到组”的“也可以”,也是他们长期求之不得的啊.
　　“也可以”的“包产到组”随即开始撕破“两个不许”的禁锢.到1979年国庆前夕,“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在农村已成不可遏制之势.此时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将三中全会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几经修改,去掉“草案”二字,作为37号文件正式下发.
　　修改后的《决定》,把“草案”中的“两个不许”,改为“一个不许”、“一个不要”：“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在中央红头文件中,语气如此和缓的“也不要”,此前罕见.这小小的文字修改,给农民打开了一条门缝,“包产到户”从这条窄窄的门缝挤出去,虽然是“黑户口”,但开始了“野蛮”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