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责任事例jiandande责任事例事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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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闪电讲到,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并不排外,所谓的封闭,愚昧本身就源自满清政权的排外,愚昧性.所以,我们在认识中华文化的时候,必须要深刻的认识到满清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克服人们对中华文化和历史产生的错觉,不批判满清中华文化必然无以在世界范围内再现光芒!
　　蒙元满清带给中国国民性重创的几个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到文明倒退后,末流都可以变成普遍性：
　　（1）裹脚的泛滥.裹脚在中国宋末,主要是存在于歌舞伎中,高贵女人才裹脚,普通妇女是不裹的.注意,当时对裹脚的要求只是纤直,相当于跳芭蕾舞演员的那种而已.还不至于到蒙元时期,开始出现伤筋动骨那么厉害.太平老人著中评论说：“近世有古所不及三事：‘洛花、建茶、妇人脚’.说到这里,对于那些极端崇外的,心态要平和,不要以为好象中国才有这样畸形的对身体要求审美观,西方的“束身带”更是变态,为了达到细腰,把肝脏都挤破了,所以,当时的西方女人寿命都很短,现在的高跟鞋,是一种变相的裹脚,长期穿高跟鞋,随着年龄增长,会患上关节病,而且容易引起扭伤.现代还有一些畸形美多了,隆胸,隆鼻子,整形手术,穿鼻环、舌环、唇环、脐环.手术失败后,还可能终生残废.宋代十分繁荣,经济生活,娱乐休闲生活也十分发达,但裹脚（不是后来的伤筋动骨的裹脚）的歌舞伎还没有如今整形手术那么普遍.
　　蒙元时期,裹脚开始泛滥,而且达到伤筋动骨的地步.直到明朝时候,在民间人士的呼吁下,裹脚开始有了一些的节制.而在明朝时,只有贵族家庭还保留有一些裹脚,民间根本没有裹脚的.而在满清的时候,裹脚又开始泛滥,满清统治者看到裹脚有利于其奴隶化统治,开始公开放纵鼓励,结果发展到家家都裹脚,无一不裹,女人不能劳动,脚也越裹越畸形,骨骼也越来越严重变形.
　　（2）殉葬.“殉葬”在华夏文明发展过程中,早已经不存在了.在宋代,这个词汇根本就是“野蛮”的词汇.明朝初期,我们发现有一些殉葬的事例,后来在民间呼吁和皇室干涉下,“殉葬”从皇室到民间均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殉葬习俗”是蒙元带来的,这又是一例文明倒退的例子.
　　（3）24孝图.24孝图存在不尊重生命的部分,比如“为孝活埋孩子”,传统对“孝”,作为一种“尊敬,敬重”人文精神,还没有到“宗教式”,24孝图是蒙元时期,人们心理的一个反映.对人文精神进行宗教化要数满清统治者改造后的“理教”,“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个用在满清时期,极为合适,也正是满清奴化统治的杰作.
　　（4）理教.理学,就是纯粹理论性的东西.理学中人,实际上就是理论与实践脱节的“书生”,柔弱书生,是科举制的结果,这个在科举制之前,除了专门的经学家,根本不会存在,汉到三国以来,个个儒生都是能文能武,通晓天文算术地理音乐礼仪,上马呈英豪,下马执笔,三国时期,曹操,刘备,曹丕,孙权等都是能文能武.理教是满清对理学的阉割,朱熹理学成了官方圣典,理学成为理教.是完全阉割后的宗教化教条.沦为满清专制的统治工具,异化为赤裸裸的奴学.从春秋到明代儒家从来不封闭,思想界自有道统传承,中国古代的传统从来都是道统是道统,治统是治统.自清代康熙开始道统、治统才合一,皇帝圣喻也成了百姓时常要背的经,时人稍有非议,就被投入文字狱当中,这时的儒学成为政教合一的奴学了.所谓的儒学排外,本是源于满清政权的封闭、排外的恶果.奴学的代表人物以“曾国藩”为代表.
　　(5)人格的爷孙化,妾化.经蒙元统治后,士大夫精神遭受第一次重创,朱元璋愤恨孟子的士儒人格,大量削减《孟子》.在明初,士大夫在诗词中常把自己和皇帝的关系,比作妾和夫的关系,表达希望受宠而不得的心理.一直到王阳明心学流行以后,儒家独立人格才又蒙醒,他们自以为悟了道,大臣们再无人把自己比作贱妾,反而敢对皇帝破口大骂,戏剧也常有嘲讽皇帝之词.特别是王学左派走得更远,王艮认为,自己觉悟了,独擎天地,自己就是同孔子一样的圣人,竟然以圣人自居招摇过市.
　　妾和夫地位虽然不平等,毕竟还是成人,有独立性.但是到了清代以后,儒生的独立人格彻底被消灭了.臣子和君主的关系,又下降到如同婴孩见到慈父.
　　雍正就说：“倘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则中国之人,其何所托命乎?”
　　纪晓岚有一次吸烟袋,正好乾隆召见,烟没掐灭就塞到袖筒里,一会儿着了起来,纪晓岚不敢说,竟然呜呜呜地哭了起来,乾隆诧异地问,纪晓岚说自己该死,竟然走水了.乾隆大发慈悲,恩准纪晓岚灭火.
　　堂堂大臣,遇到急难,面对君主竟效婴儿啼哭,孔门尊严荡然无存矣!就这种关系,竟然一直传到当代,老北京人特别爱称这个爷,那个爷.特别是对康熙、乾隆非要加个爷不可.我们曾经常常读到过如此报道,领导人接见群众时,某某人握住领导的手,顿时“一股暖流涌向心头,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此类报道, “亲切”、“关怀”这种用词是绝对少不了的.
　　这种用父子般亲情渲染领导和群众之间洋溢着温暖之类的语言,都是以压低被领导者人格尊严,来突出“关怀”“慈祥”的领导人如同慈父一样.
　　(6)婚姻问题.古代中国重视爱情,重视包容,重视互信,互助,互爱,互敬.家庭爱情与美德是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当时的上层社会的女子而言,注重门户,的确没有个人的婚姻自由,但是说绝对没有爱情也不确切,恩爱夫妻也是普遍存在.在古代中国,只有大丈夫,但没有大男子主义,孟子提出了理想的人生典范－大丈夫人格.有一次,弟子问孟子：公孙衍、张仪难道算不上大丈夫吗?他们位居多国要职,发起怒来诸侯都恐惧不已,他们平静下来天下也就太平了.孟子不屑答道：他们哪里能称为大丈夫呢?在孟子看来,保持自我和完善人格才是理想的人格即所谓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而不是现在的那种认为男人把妻子威吓着,让妻子百依百顺,象奴隶一样,其实,那是大男子主义.古代中国儒家主张夫妻平等,互相尊重,彼此恩爱,夫妇之道-“相敬如宾”,丈夫把妻子看成请进家的贤良,妻子相夫教子,妻正夫之失,是今日之女权主义所不能比,要说现代女人幸福,还是古代中国女人幸福,我们可以找到事实真相.而在民间婚姻是非常自由的.只要双方不觉得合适,离婚也是很正常的,也没有所谓的寡妇不能嫁的事实,也没有所谓的进猪笼的事情,所谓男女不能一起说话,不能一起交流,那也不是事实,劳动人民一起劳动,左邻右舍打招呼跟今天一样,偶尔碰一下挨一下也没有现在歪曲夸张的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个完全就是满清极端封闭高压下心理畸形产生的结果.不明真相的人们被鼓惑认为古代中国就是满清那样.
　　(7)所谓的封建等级制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的本意,就是一个社会秩序,并不是所谓的等级秩序,这个是合理的,就是“君要象君,官员要象官员,父要象父亲,子女要象子女”,在今天的社会,也是一样道理,就是处于你的那个位置,就应该承担起自身的职责责任,没有什么不对的.如果是封建等级,那么,君权就是“至高无上”,实际上儒学并不主张“愚忠”,从伐成汤,到伐纣王,到周公的整理,讲人伦,谈民生一脉相传,恰恰是儒家主张的,没有见的半点封建等级思想.孔子主张“在其位,谋其事；不在其位,不谋其事”.当有一个问题摆在孔子面前的时候,农夫和从政者哪个更有意义?用在今天就是行业与行业之间.孔子认为农夫的职责就是耕好田,因为他是农夫；从政者,就是要治理好国家,因为他是从政的,当他不是农夫或从政者的时候,而是换作另一个行业,那么他的职责或职业道德,就跟他那个行业配套的.孔子认为不敬业,就是不务正业,所以,孔子强调一种“忠实”的精神,强调“专”.一些人说太“钉子精神,螺丝钉精神,敬业”会扼杀创造性.这个是错误的认识.如果你对这个行业不感兴趣,自然不适合做这个行业,你就转到你最在行的,感兴趣的行业,孔子并不是认为一个人做某一行不行,人就天生笨,不适合做另一行,因此,所谓的扼杀创造力,即使把所有优越条件摆在他面前,他也做不出什么出来,而怨天尤人总是一些不踏实,尚空想空谈的人的特点.爱因斯坦做技术员的时候,特别敬业,做到一级技术专家,当他转到他最感兴趣的理论物理上时候,他开始了他更大的创作,因此,所谓的敬业与创造的冲突,不过是一些人胡扯出来的.
　　另外,“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被说成儒家的说辞.从下面我们可以证明,所谓的“封建等级”不过是泼在儒学身上的污水而已.
　　从两段“儒家名言”被误读,试看满清之黑暗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一直被人说成是儒学教义,常常被某些人义愤填膺的用以揭批宋明理学,当作讨伐孔孟儒学的把柄.但是查遍儒家经典、朱熹理学著作,并没有此话的出处,孔子、孟子更没有说过.后来才知道这本来就是一句戏文.
　　那么在先秦时,人们到底如何看待君臣关系呢?以下是《左传》记载的真实事件.
　　题目是：“晏子不死君难.”.
　　（齐国大夫）崔武子见棠姜而美之,遂取之.庄公通焉,崔子弑之.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 ”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
　　《左传》是儒家经典教材, 儒家对于“君难”的看法是：“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 ”.就是说国君为了社稷国家去死,死得其所,我们就应该与之共同赴难,如果是为自己的私利而死,死的就不得其所.那么大臣们又不是他的奴才,谁该去死呢?
　　这就是儒家对于君臣生死问题的态度.大臣不是君主私人的奴才,怎么会有“君让臣死,臣就必须遵守臣道去死呢?”
　　《孟子·万章上》说：“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 按儒家的看法,在君权之上,还应该有“道”.对那些德高望重的得道贤人,君主应该恭敬如师,不能以臣子对待.君权并非至高无上.
　　“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也不是儒家教义.
　　《孔子家语·六本》篇里记载这样一件事情,曾子犯了小过,曾子的父亲曾皙一怒之下用锄柄将曾子打昏了.曾子苏醒后向父亲赔罪：“向也参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参得无疾乎?”之后回房弹琴而歌,好让父亲听见,表示他挨打后没有不适.孔子闻之而怒,告门弟子曰：“参来勿内.”,孔子教育曾子说：“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殪死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杀天子之民,其罪奚若?”.可见“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并非孔子主张,父母有服从“天下大义”的义务,对父母的错误儿女有责任纠正.更何况父母的子女还是天子之民,非父母之私有,父并没权力要求子亡.“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若说是孔子的主张,简直是对孔子的羞辱.
　　《孝经》中曾参问孔子：“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
　　孔子回答说：“ 是何言与?是何言与?父有争子,则身不陷於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於父,臣不可以不争於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这段显然是说“孝”是有原则的,有约束的,不能推到极端. 这是对所谓的“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说法的不攻之击.
　　还有一句常被歪曲引用的儒学经典,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已经成了某些人心目中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实行封建专制家有天下的铁证.常常被“清遗分子”引用来批判中国封建社会专制悠远流长,替满清开脱.
　　实际上这句诗出自《诗经·北山》,应该结合上下文来读,是表达一个小官吏对王事繁多的抱怨.
　　孟子解释道“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
　　但是还是有古人违背孟子儒家教义,歪曲引用,以迎合统治者家天下、奴役百姓的思想要求.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用以迎合汉武帝“阴法阳儒”的“大一统”学说.但这层意思与儒家正统思想是完全不同的.比如在明代,王夫之就说：土地非王者私有.“若夫土则天地之固有矣.王者代兴代废,而山川不改其旧,其生百谷以养人,王者亦待养焉,无所待于王者也,而王者固不得而擅之.”(《读通鉴论》).
　　天下和君王的关系,儒家主张的是“天下为公”,（《礼记·礼运》）这点明代君臣也是有共识的.樊玉衡曾上疏万历提醒道：“皇上牵于皇贵妃体貌难处之故,优游隐忍,甘以宗社为戏,不知天下者非我皇上皇贵妃之天下.”.君主和臣民的关系,儒家民本思想的基本要求是：“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利之也.”
　　那么两段话流传至今,被广泛误解又是怎么回事?
　　满清入关后,为了维护其满清部族统治,奴隶制残余,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毫无顾忌的肆意歪曲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为其所用.
　　康熙自称：“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他自封是圣人在世：“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东华录》卷五十一）.从此满清皇帝成为活着的圣人,传统儒家在君权之上的道统被其彻底颠覆,满清皇帝在政治上合理合法为所欲为的同时.在精神上也成为“教主”.皇权在手,真理也就在手,权力就是真理,彻底败坏了儒学思想.
　　于是晏子所说的大臣不是君主私人的奴才,就不再是事实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不仅仅成为臣下不得不执行的命令,而且还源于起码的伦理道德要求,要心甘情愿,要感激涕零的去死.奴性成为整个社会的共性,“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成为整个社会的精神要求也就不奇怪了.
　　满清皇帝在把持了儒学语言解释权之后,满清“家有天下”、全面专制的观念也发展到了顶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有了更新的内涵.
　　雍正在《大义觉迷录》里这么骂吕留良：“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吕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孙者数十年,乃不知大一统之义,”他把这句诗、把大一统歪曲到这种程度,他说：“天下都是俺大清的,一草一木都是姓爱心觉罗的,你们这群奴才到哪儿去都逃不出我大清的手心,吃的用的都是我大清的恩惠.他（吕留良）敢反对俺大清,这是忘恩负义!”.很明显满清皇帝把明代以来的主流的儒家“民本思想”变为“君本专制”说,满清皇帝既是教主,出言成“经”,从此儒学被阉割成了“奴学”.
　　满清王朝康雍乾之世“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实际上是试图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凡是这种政权都是封闭的、保守的,极力压制任何异端思想的,这和文明进步是背道而驰,同历代中华政权有根本性的不同.
　　当代满遗尤为可恨的是：为了给满清开脱,把“满清奴学”强按到历代中华政权,强加到传统文化,栽赃到儒学,将儒学当作满清黑暗统治万恶之源的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