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批孔子鲁迅是从哪些方面批评孔子的

鲁迅批孔子鲁迅是从哪些方面批评孔子的
鲁迅批孔子
鲁迅是从哪些方面批评孔子的

鲁迅批孔子鲁迅是从哪些方面批评孔子的
鲁迅在他的文章里也曾明确指出：“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所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和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鲁迅的“打倒孔家店”,正是着眼于孔夫子“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且介亭杂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着眼于“孔教徒怎样使‘圣道’变得和自己的无所不为相宜”(《华盖集·马上支日记》),着眼于历代封建帝王赖以维护其统治的儒家的传统——精神“麻痹术”(《坟·春末闲谈》).诸如,称儒家传统代表的“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宴”(《坟·灯下漫笔》)；称顽固坚持儒家传统的国粹派为“现在的屠杀者”(《热风·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对“业儒”的男尊女卑,“表彰节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坟·我之节烈观》)的说教的揭露；对“圣人之徒”鼓吹“伦常”、恩养、“孝”、“烈”的批判；等等.对于孔子学说中,类似这些直接为维护封建专制主义服务的东西,也就是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吹捧、崇尚的东西,鲁迅是深恶痛绝的.
　　鲁迅在分析和评价孔子时,一方面指出了他的“深通事故”和“中庸”之道；另一方面也注意到了他的“改革”、“进取”的精神.如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文中,鲁迅说：“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但可惜太聪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两个‘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他肯对于子路赌咒,却不肯对鬼神宣战,因为一宣战就不和平,易犯骂人——虽然不过骂鬼——之罪”.“孔丘先生是深通事故的老先生”,“所以只是不谈,而决不骂,于是乎俨然成为中国的圣人,道大,无所不包故也”.这一段议论,固然含有对孔子“深通事故”的讥讽,但并不是对孔子其人全盘否定,孔子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谈鬼神,是值得称道的,所以鲁迅说“孔丘先生确是伟大”.鲁迅这段议论文字,恰似孔子的“《春秋》笔法”,有贬,也有褒.在另一篇文章中,鲁迅曾论及了孔子的中庸之道.他说：“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以孔子交游之广,事实上没有法子只好寻狂狷相与,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着‘中庸,中庸’的原因”(《南腔北调集·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孔子欲得的是,中道之人,但不可必得时,便求其次,即急于进取之人,又其次,为洁身自好者.这是非常明显地指出了孔子追求的是中庸之道,但对积极进取者也不反感.鲁迅还认为孔子有改革的要求：“孔墨都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三闲集·流氓的变迁》),尽管孔子改革的方式立足于“天意”,“天命”,是不可取的.对于孔子的勇于实践的进取精神,鲁迅是给予充分肯定的,他说：“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见：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
　　鲁迅之所以对孔子的本人评价采取一种心平气和的态度,是因为他清醒地看到,孔子思想中确实存着一定程度上的带有远见智慧,存在着积极向上的因素,存在着具有历史生命力的东西,而这些又是孔子一生为之身体力行的.鲁迅做为文化革命的伟人对孔子思想和人格上某些积极因素的肯定和认同,与他对儒家传统的虚伪道德观念的否定和批判,是并行不悖的.岂只如此,鲁迅做为有着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化素养的启蒙主义思想家,还必然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孔子学说中汲取营养,以为发扬传统文化,建设民族新文化之需.
　　鲁迅对孔子美学思想贬抑的最突出之点是对“诗教”和“思无邪”的否定.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直接了当地指出：“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由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对从孔子以来统治中国文坛两千多年的“诗教”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出“思无邪”是束缚人们意志,禁固诗人感情的教条.鲁迅还从文学发展的历史高度,剖析了“思无邪”的严重危害：“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其颂主人,悦媚豪右之作,可无俟言.即或心应虫鸟,情感林泉,发为韵语,亦多拘于无形之囹圄,不能舒两间之真美；否则悲慨世事,感怀前贤,可有可无之作,聊行于世.倘其嗫嚅之中,偶涉眷爱,而儒服人士,即交口非之.况言之至反常俗者乎?”非常明确地表明了鲁迅对孔子美学中消极因素的决绝态度.
　　至于对孔子美学的褒扬和认同,就比较复杂了.首先要说明的是鲁迅的一些论述中,存在着对孔子文学作品及美学思想看法的矛盾现象.比如,鲁迅出身的没落封建官僚家庭,是世代为官,诗礼传家,有浓厚的儒家色彩,而他少年时代就读私塾,受的也是儒家传统的文化教育,这是形成鲁迅扎实的古典文学根底,熟知孔子学说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鲁迅是承认的.他曾不只一次说到：“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坟·写在“坟”后面》),“‘瞰亡往拜’,‘出疆载质’的最巧玩艺儿,经上都有,我熟读过的”(《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但是他又说：“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坟·写在“坟”后面》).这显然是矛盾的,或者同他后来对“少看中国书”问题所做的解释相似,是“时间和环境”(《准风月谈·答“兼士”》)使然,是“五四”和二十年代初期反封建斗争的需要,并不表明鲁迅对孔子学说的全盘否定.全面来看,对旧文学,包括孔子的言论和著述,鲁迅的态度是十分明朗的.他说：“我也认为‘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不能有截然的分界,然而有蜕变,有比较的偏向”(《准风月谈·“感旧”以后(上)》),“因为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有所择取”(《集外集拾遗·“浮士德与城”后记》).关于如何正确对待民族文化遗产,鲁迅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即《拿来主义》,强调指出：“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正确的态度是“占有,挑选”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