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史,野史和正史有什么区别?

信史,野史和正史有什么区别?
信史,野史和正史有什么区别?

信史,野史和正史有什么区别?
复旦百年校庆之前数月,有位研究生接受了某种校史的写作任务,前来采访,要我谈谈“文化革命”期间的复旦往事.凡我所说,他皆感惊异,有如听《天方夜谭》,后来我谈到“炮打张春桥”事件,他忽然问道：“张春桥是谁?”这回轮到我惊讶了.时间才过去三十多年,这样一个主宰上海人的命运,而且在全国翻云覆雨,窜至高位的人物,却已被上海的学生所遗忘了.这使我直觉地想起了鲁迅所说的那句话：“退一万步说罢,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鲁迅所说的事虽然与现在有些不同,但可见民族健忘症却是渊源有自.
不过转而一想,觉得这也并不奇怪.我们的忌讳实在太多,有许多史事都是避而不谈,不能直书,所以许多人对于实际的历史情况就渐渐地不甚了然起来,同时也丧失了历史研究的兴趣.这种现象是好是坏?说法不一.有人说我们应该向前看,过去的事情何必再提.这种说法,看似姿态很高,但却忘记了一条古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现实是由历史发展而来,而历史却具有惰性,如不认真加以总结、清算,有些事情难免就会重演.正如一位哲人所说：如果你把历史从门口赶了出去,他就会从窗子再飞进来.我们这个民族,重复性的灾难太多,就是因为不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之故.马克思、恩格斯曾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德意志意识形态》）可见历史科学的重要性.
其实,历代统治者也并非真的不重视历史,史官的设立,私家修史的严禁,就是明证.只是他们并不希望史官如实地纪录历史,而是要求他们依照统治者的利益来编写历史.司马迁违背了这个要求,敢于按照历史事实,对于本朝帝王提出比较客观的评价,没有为尊者讳,却是写出了刘邦的流氓性,他的《史记》就被称为“谤书”.后代许多史官虽然大抵是隔代修史,不涉及本朝之事,但仍多所避讳和粉饰,影响了历史的真实性.这是正史难以避免的缺点.
这种情况,外国似乎也并不两样.就近世而论,前苏联在斯大林掌权时期,对史书的编写就抓得很紧.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在1934年5月16日联合发布了一个《关于苏联各学校讲授本国历史的决定》,并指定了各类新历史教科书的编写组人员；接着,斯大林、日丹诺夫、基洛夫还联名发表了《对“苏联历史教科书”纲要的意见》和《对“近代史”教科书纲要的意见》,新的历史教科书当然只能按照他们的意见来编写了.特别是斯大林亲自主持编写的那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更是以当权者的意志来写史的范本.在我读大学时,这本书是作为政治课的教材使用的,我读了之后,信以为真,以为联共历史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直到苏共二十大之后,问题逐渐揭露出来,特别是在前苏联解体之后,陆续读到一些相关的野史杂记,这才知道历史事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由此,我也领悟到“以论带史”说的渊源和流行的原因.如果不是“以论带史”,而是“由史出论”,那么斯大林就不能这样随心所欲地编造历史,用以打击别人而垫高自己的历史地位了.
其实,有识之士一向注重历史真相的探寻,而对于官修的正史心存怀疑的.鲁迅早就说过：“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鲁迅所批评的是中国古代的所谓“正史”,显然并不包括那些为了明显的政治目的而编造的史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之类,是连“点点的碎影”也看不到,所有的,只是连篇累牍的谎言.
野史杂记的作者不如写“正史”的史官那样专业,史料也不如后者掌握得多,但是在思想上却比较自由,顾忌也比较少,因此也就比较能写出历史的真实面貌来,虽然所记往往只是所见所闻的一鳞半爪,并不全面,但却比较真实.鲁迅的许多史识,就是从野史杂记中得出的.如在《立斋闲录》、《安龙逸史》里看见明代皇帝的暴虐,从《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里,看到清兵入关后的凶残.有许多东西,是在正史里得不到的.
但野史杂记,也并非完全可靠,并非每本都有阅读价值.有的作者受正统观念的束缚,往往也是“非礼勿言”,虽然他阅历丰富,但许多事情却避而不写,没有比正史提供更多的材料；有些人自己纠缠在某些历史事件中,写起回忆文章来,每每喜欢往自己脸上贴金,毫无自我批评精神,自然也很难写出历史的真相来；还有些人仅凭道听途说来写作,也就易于以讹传讹,离真实还有一段距离.这样,在“正史”与“野史”这对名目之外,还应该区别出“信史”与“伪史”之不同.
伪史虽然能假某种权势之力,而风行一时,但终究不能久长,到一定时候就会暴露出它的虚假性来.我们所要的是信史,即真实纪录历史事变并从中引出教训的史书.只有这种信史,才于我们的民族国家有益.而且,历史书籍本身,也是要经受历史的检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