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统治时期官僚资本主义怎么对民族资本主义进行压迫?

国民党统治时期官僚资本主义怎么对民族资本主义进行压迫?
国民党统治时期官僚资本主义怎么对民族资本主义进行压迫?

国民党统治时期官僚资本主义怎么对民族资本主义进行压迫?
我来说几种
　　1.直接勒索,出自《剑桥中华民国史》
　　然而,上海商人和银行家还须酬劳蒋介石.4 月25日,他们再给蒋介石700 万元.但是,这笔款项仅仅提起了蒋介石的财政胃口,因为他的军费每月约达2000万元.他派出专人逐店逐厂要求捐款.例如,命令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捐款50万元；华商电气公司捐款30万元；先施公司捐款25万元.当资本家回避时,蒋介石的代理人就采取恐吓、敲诈,甚至绑架的手段.欧文·查普曼报道,“富有的中国人会在家中被捕,或神秘地失踪于街头……百万富翁以‘共产党’的罪名被逮捕.在近代,上海从没有在以前的任何政权之下,经历过如此恐怖的统治”.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宋子文甚至在北伐后公开承认,“战时,我们或许迫不得已采用了非常手段筹款”.
　　虽然国民党在1928年中期以后已不再采用这种手段筹款,但是,上海及其周围地区继续承担政府岁入的主要来源.在南京的10年时期,政府从全国经济的贸易和制造部门——大多集中在上海地区——取得政府税收的近85% .政府在财政上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发行公债来弥补赤字.这样,又是上海的资本家认购公债的大部分.由于能够发掘中国这个最大、最现代的城市的财富,蒋介石比他的政敌享有一种值得羡慕的优势.例如,冯玉祥痛感他所以不能与蒋介石竞争,是因为国民党军队的薪饷、给养和装备都比他的军队优越.他声称,蒋介石还非常富有,足以用钱收买对方军队归附以挫败对手.
　　利用行政权力扩大官僚资本吞并民间资本,如四大银行,
　　1935年以后,财政部长孔祥熙用公债作武器,拿公债作官股,增加向民营银行的投资,使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官股都占到了50%以上,孔还出任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的中国农民银行的董事长.从此,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大行为首的国家金融系统支配了整个中国的财政金融.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新华信托银行小四行,也被官商合办、政府控股、干预人事等方式拉进了国家金融系统.国家资本在金融业中占据了主体和主导位置.
　　如抗战时玩弄战时体制.也出自《剑桥中华民国史》
　　由国民政府参与这些经济企业,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在整个清朝时期,很多时候商人被降到次要地位,往往受皇帝的官吏支配和恐吓.在19世纪末自强运动时期,官吏深深插手经营若干受西方启发创办的经济企业,即使有些企业表面上为私人所有和管理.在这些企业中,政府的利益和钱款与领导官员的私人利益和钱款混在一起,无法区分.然而,在军阀时期,政府和经济的这种密切关系已经松散.由于政府权能的削弱,私人企业家得以少有地免于官方的干预和控制.但是,在国民党人至少部分地恢复了政府权力的时候,政府又开始参与经济.像宋子文和孔祥熙这样的官员,既在职务上又在私下开始插手经济企业,与李鸿章在90年代的作为并无二致.所以,国民政府作为企业家的作用日益增长,实际上是再次坚持传统的政治行为方式.
　　《中美友好通商条约》
　　这一时期,美国货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渠道大量涌入中国,在市场上泛滥成灾,严重打击了尚处恢复时期的国内工商业,从而在中国引起了一场抵制美货运动.《中美商约》这时出台,无异于火上浇油.于是国民党政府授权王化成出面说明,试图平息沸腾的民怨.王指出：“综观各界批评最着重之点,金以中美两国国力不同,我国不能根据条约而享受与美国同样之平等互惠利益.对于此点,我方于谈判之中,无时不予细密之注意.”【注：《关于〈中美商约〉之负责说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十八)3034】王化成还强调“订新约于我实属必要”.
　　但问题是,这样一个新约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经济部在研究美方条约草稿时曾提出,尽管存在着不平等,但“必须全盘考虑,……不致因小失大”.这一不可“因小失大”或许可以概括当时国民党签约的真正动机.如果说,经济部的“因小失大”还只限经济上考虑的话,那么,对蒋介石等最高决策者来说,则包括了广泛的政治和军事意义.说穿了,不值得因在《中美商约》谈判中斤斤计较,而得罪美国,从而失去美国这个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靠山,影响反共的内战事业.例如,《中美商约》第3条是与新《公司法》第7和292条密切相关的.蒋介石最终不顾立法院及广大舆论的反对,在3月中旬取消了《公司法》中“营业”和“营业者”的限制,并在4月12日批准公布了《公司法》.马寅初揭露说,这“是官僚资本与外国资本联系起来,互相利用的结果”.他还进一步揭露说,《中美商约》“表面上是纯粹的经济问题,内容确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