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论文：北京基督教教堂建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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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世纪惯例，“基督教”为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之各教派的统称。基督教（Christianity）包括天主教（the Western Church，亦称“公教”、“罗马公教”、“旧教”）、东正教（the Orthodox Eastern　 Chruch，亦称“正教”）、新教（Protestantism，亦称“耶稣教”、“更正教”）和其他一些较小教派。在中国常以“基督教”单指新教。本文中“基督教”所指遵世界惯例，为统称。
　　唐朝以来，基督教曾四次入华，基督教教堂建筑也在中国建筑历史中占一定地位。
　　唐初“景教”从波斯传到中国，为基督教第一次入华，其传教最初利用了佛法的外衣，此时的景教教堂也采取了佛寺建筑的名称和样式。元朝的“也里可温教”为基督教第二次放华，使中国出现了最早的东正教堂和天主教堂，但它们基本上采取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型制。
　　明末清初基督教第三次入华，导致了西洋建筑在澳门的大规模出现了“大三巴”教堂（1638年）的建成。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意大利人利玛窦（字西泰，atthieu Ricci，1552-1610）入京，万历皇帝准其留居北京。1605年，利玛窦在宣武门住处建“礼拜堂”。虽然澳门“大三巴”教堂表现了12-15世纪法国哥特教堂的特征，但宣武门“礼拜堂”则由于地处北京仍采取了中国传统样式，且沿用一百多年，直至1712年重修后才易为“洋风”（西洋样式）。
　　自利玛窦1605年建宣武门“礼拜堂”到1904年南堂第五次重建，其间基督教教堂建筑在北京300年的演变，可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一、17世纪：初始期——基本为中国传统样式
　　1517年，德国宗教改革运动之后，新教在北欧取得优势地位，天主教则在南欧进行“革新”，并借助于葡萄牙、西班牙的炮舰向东方扩展宗教势力。因此，由天主教东进开始了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
　　为适应天主教势力的扩张，1540年罗马教皇批准成立了名为“耶稣会”的传教团体。该会创办人之一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1506-1552）于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到达广东上川岛，成为耶稣会来华的先驱；然而为耶稣会在中国传教奠定基业的，却是意大利人利玛窦。
　　利玛窦开创了耶稣会传教士尊重中国社会制度和礼教文化的先例，改穿儒服，研习儒籍，并专门在官府上层及士大夫身上下功夫，“用西方的奇物珍品铺成了从肇庆到北京的漫远道路”，而使天王教得以进入明王朝的宫廷。利玛窦等人考虑到了中国礼教文化的特点，为了吸引中国的士大夫“礼儒易佛”，相信天主教教义，采取了“传道必先获华人之尊敬，以为最善之法，莫若渐以学术收揽人心”的手段，与传教互为表里，构成了明末清初天主教东传的特点。这也决定了这一时期天主教堂多使用中国的民宅、寺庙，或者按中国传统建筑样式建造，稍有西洋装饰，简单的仅立十字架为象征。
　　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利玛窦病逝北京后，曾由皇帝赐地建墓，在“阜城门外二里马尾沟腾公栅栏外”。腾公司栅栏俗称“太监坟”，自17世纪末，又被人称为“荷兰墓地”，以与正福寺附近的救世堂法国耶稣会士公墓——“法国墓地”相区分。
　　利玛窦在意大利耶稣会士，其继任人龙华民（字精华，Nicolas Longbardi，1559-1654）指导下设计，是中国第一座基督教式坟茔，开始表现出“洋风”的特征：“其坎封也异中国。封下方而上园，方若台圯园若断木。后虚堂六角，所供纵横十字文。”
　　清顺治七年（1650年），德籍耶稣会神父汤若望（字道未，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在宣武门利玛窦所建礼拜堂基址上修建南堂。两年后大堂建成，仍“按中国式样而造”。但“堂牖器饰，如其国制。”“内建亭池台榭，式仿西洋，极其工巧。”“堂前有大理古牌楼一座，……署有上赐‘钦宗天道’四金字。”
　　顺治十二所（1655年）皇帝赐地两位神甫利类思（Ludovicus Buglio，1606-1682）、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ns，1609-1677），在王府井八面槽利用民宅设东堂。
　　东正教在北京设堂是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在雅克萨城自卫反击战中俘虏了沙俄入侵者，因押来北京的59人中有一名司祭，康熙皇帝将他们驻地东直门内胡家园胡同的一座关帝庙拨作临时祈祷所，这即为北京人所称的“罗刹庙”或俄罗斯“北馆”。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后，沙俄教区将其命名为“圣尼古拉”教堂（又称“圣索菲亚”教堂，后改为“圣母安息”教堂），是为北京第一座东正教堂。
二、18世纪：发展期——中国传统样式转“洋风”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法国耶稣会士张诚、洪若、刘应奏艺术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