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论文 ：凡·高的苦难意识和人文情怀[1]

【正 文】
理想自我是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人都可能从他特定的生活环境中，从他早年的幻想和人生缺憾中逐步确立起自己的理想。这个理想化的自我形象凝聚着他的全部成长动机。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他的艺术理想或艺术精神实际上就是他的人格理想在艺术中的反映。一个画家的人格理想是高尚还是低俗，是强烈还是虚弱，往往决定了他的艺术是否有影响人的力量。
众所周知，凡·高出身于一个牧师世家，他自己曾想仿效基督，做一个心灵高洁的圣徒。虽然由于各种原因他不得不放弃了神职，去从事艺术事业，但他在艺术生活中一直保持着传教士的本色。他悲悯人类的苦难，希望以牺牲自我的方式去救赎别人，在黑暗中向穷人传递光亮。为了这个理想，他利用艺术去表达他的苦难意识和人文情怀。

　　　　一、双重身份

传教士和画家，凡·高缘何可以兼顾两个不同的身份？这得回到欧洲牧师文化的悠久传统中去寻找答案。
在十九世纪前四分之三的时间里，牧师在荷兰社会中扮演着文化领袖的角色，多数牧师身兼数职。他们不仅是传教人，还可能是诗人、画家、哲人、语言学家、艺术评论家等等。他们的活动范围极广，比如编辑和出版期刊，做各类演讲，主题可能涵盖神学、历史、政治、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等几乎所有领域。尤其绘画艺术的传播更需借助牧师之力。提修卡沙·科德拉(Tsukasa Kodara)说：“伴随着牧师们所作的道德教诲，现代绘画的复制使艺术在民间广泛传播。换句话说，公众接受荷兰或异国的现代绘画是经过牧师的选择和阐释。”（注：Tsukasa Kodara, Christranity Versus nature, Amsterdam, 1970. ）
以当时阿姆斯特丹最著名的牧师滕·克特(J. J. L. Ten Kate)为例：他的布道广受教众欢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能熟练地征引图画来说明教义，或者作即席的诗歌创作，感染人心。从凡·高的书信中可以得知，他在阿姆斯特丹学习时，阅读过滕·克特的书籍，聆听过他的布道。在凡·高所生活过的英国、法国、比利时也都存在这种牧师文化的浓浓氛围。
牧师文化对凡·高的影响是浸润性的。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用宗教来融摄历史、绘画、文学。反过来，他也能用绘画来表达宗教信仰。他所进行的自我教育和从事的工作都是开放性的，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画笔。
凡·高自己还从理论上为传教与绘画的统一找到根据。凡·高认为，爱是宗教与艺术相统一的依据。他说：“理解上帝的最好方式，是爱许多事物，爱朋友、爱妻子，爱你所喜欢的一切事物。这样，你就会更了解上帝。但是，一个人必须带着高尚、严肃、亲切的同情心去爱，带着力量去爱，带着理智去爱……这是通向上帝之路，也是通向坚定不移信仰之路。”（注：The Complete Letters of Vincent Van Gogh, New York, 1953. Letter from Vincent Van Gogh to Theo, August 1880. ） 同时他还说：“艺术看起来如此神圣，如此崇高，也可以说就是爱本身。”（注：Letter from Vincent to Wilhelmina, Paris, Summer 1887. ）
凡·高借助寓意画的方式，在艺术中表达信仰。
十七世纪的荷兰，教会组织出版的绘画象征手册开始盛行。这种图绘教义的方式，在其他欧洲国家也被广泛使用。虽然在十八、十九世纪里，绘画象征手册的出版和流通势头减弱，这种象征思维模式仍强有力地反映在牧师的各种文化活动中。对此，凡·高应是熟知的。至少有证据证明，1877年，凡·高在英国做书店店员时，他所喜爱的牧师史泼庚(Charles Haddon Spurgeon)就是用传统的象征手法写作的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具有宗教色彩的寓意书和寓意画仍占据重要地位。一些著名作家，如狄更斯、乔治·艾略特、米莱斯等，他们的作品中包含相当多的宗教隐喻。而这些作家的作品高频率地出现在凡·高的书信中。
在凡·高早期的画作中，清晰地留有宗教寓意画的印痕。《背麻袋的矿工》描绘的是他在比利时博里纳日所见矿区的悲惨景象。在俯首行走的矿工的脊背上方，醒目地出现一个教堂。凡高还为这幅画取了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名字——“背负重荷者”。另一幅画《挖地者》，是凡·高在埃顿时期的作品。在挖地老人弓起的脊背处同样出现一个教堂的影像。1885年以前，凡·高的画作中出现教堂的比例很高。据粗略计算，教堂与挖地者、播种者、收割者的形象组合达十二次。
十九世纪许多绘画中出现的教堂是为构图上的需要，取其垂直特性。凡·高使用它主要不是出于构图上的考虑，而是从图像功能上利用它。教堂与土地、劳作、汗水、面包的结合极具基督艺术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