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论文 ：1929年的全国美展——就进化史观、进步观念的个案研究[1]

【正 文】
1929年4月10日上午10点，经过漫长的筹备，（注：参见鹤田武良“民国时期全国规模的美术展览会——近百年来中国绘画史研究一”。《美术研究》[The Bijutsu Kenkyu(The Journal of Art Studies)，1991]三四九号。）几经人事变迁，（注：李寓一“教育部全国美术展览会参观记——(一)”。《妇女》第十五卷第七号，1929年7月。）由国民政府教育部主办的第一届全国美展在上海国货路揭幕。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政府出面举办、并定名为“全国美展”的艺术展览。教育部部长蒋梦麟任会长，次长马叙伦为副会长，教育部参事孟寿椿为实际执行总干事，李毅士为展览征集主任。
美展期间，媒体多方报道，还出版了由徐志摩、陈小蝶、杨清磬等人编辑的美展汇刊。在《美展弁言》中，徐志摩概括了美展的两点意义，其一是艺术对于人生的作用，其二是艺术对于时代的反映：“我们留心看着吧，从一时代的文艺创作得来的消息是不能错误的。”（注：徐志摩“美展弁言”，《美展汇刊》第一期。）
在众多论及美展意义的文章中，艺术之于人生的积极作用是一致的共识。正如徐志摩说：“人生不能没有意义与趣味。所以艺术乃至艺术教育该得积极地提倡与奖励，在现在只是常识的常识。”这一普遍共识正是蔡元培1917年提倡“以美育代宗教”生根开花的结果。此外，正如徐志摩反复强调可“从这次美展看出时代性在美术里反映或表现的意趣”，人们普遍认同艺术应该成为时代之风向标的观念。
1918年陈独秀提出“美术革命”，艺术与时代的关系进入批评话语。如果说诗意的追求是中国古代文人画的品评标准，那么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传统的品评趣味让位于“时代”这一至高无上的标准，艺术是否反映时代精神，甚至被作为区分新与旧，革命与保守，进步或者落后的标志，恰如王济远评价当时的中国画坛所说：“现代中国画坛新旧两种分明：旧的以保存国粹为前提，新的是以吸收时代精神为目的。我敢大胆地讲，旧的绘画，今天不及古人，新的绘画，国人不及外人，所以今人不绝地抚摹古人，国人尽量地采仿外人，其结果在旧的方面，今人做了古人的印刷机，新的方面，国人做了外人的留声机。”此时的艺术批评中已经出现类似西方艺术史中的“先锋”的概念。《美展汇刊》的第三期刊登了俞寄凡的“新时代与艺术”，文中充满了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话语：艺术“依时代而产生，更进而改造时代，实在是艺术之本来面目与能力。把一定之时代精神为背景而产生，更从此时代精神中改造新的倾向与风尚，即是艺术之能力”，因为艺术产生于时代又作用于时代，因此俞寄凡号召艺术家肩负起如下使命：“依艺术界之天才，从动摇的现代之根底，发现改革创造之新精神，文化始得有向上之希望。今日之艺术家，当努力于此。若不能依此理想而求进，实可称之为时代之落伍者。”在这样一个关系链中，艺术家是时代精神的敏锐感知者，也是未来趋势的预言家。艺术与时代精神相连，因而成了时代的见证者和风向标，这种观念在民国年间已深入人心。
1929年的全国美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由政府主办美展的开始，而国民政府此举除了基于上述对美术作用的认识外，还是晚清以来从政体改革到文化建设效仿西方的系列举措之一。

　　　　一、生物进化论与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

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神州学会发表题为“以美育代宗教说”的演讲，并以其在教育界的影响力深入贯彻了“为人生的艺术”的思想，政府对美育的大力提倡不仅推动了民国初年的艺术教育，且流风所及，影响深远。
在阐述“以美育代宗教”的合理性时，蔡元培借助了当时最具有说服力的“生物进化论”学说。宗教的产生源于人的精神作用，蔡元培强调，“盖宗教之内容，现皆经学者以科学的研究解决之矣”。
天演之例，由浑而画。当时精神之作用至为混沌，遂结合而为宗教。又并无他种学术与之对，故宗教在社会上遂具有特别之势力焉。迨后社会文化日渐进步，科学发达，学者遂举古人所谓不可思议者，皆一一解释之以科学。日星之现象，地球之缘起，动植物之分布，人种之差别，皆得以理化、博物、人种、古物诸科学证明之。而宗教家所谓吾人为上帝所创造者，从生物进化论观之，吾人最初之始祖实为一种极小之动物，后始日渐进化为人耳，此知识作用离宗教而独立之证也。（注：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
生物进化论一问世就颠覆了千百年来“上帝造人”的信仰，蔡元培以此论证随着知识的发展，宗教逐渐丧失其权威，意志与情感亦独立于宗教之外。并提出若“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
美术为人类生命之花，未来世界之先驱者。细考美术展览会之旨趣，则一方面可以提高吾人爱美之精神，丰富生活；一方面可艺术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