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论文：儒学与现代民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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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是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核心，民主是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现代化的主题之一。因此，如果说传统与现代化关系问题是二十世纪中国人关注的一大热点，那么，在这热点中最具实质性意义的则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儒学与现代民主的关系问题。（1）这问题至少内蕴着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传统儒学中是否具有近、现代性的民主思想？二是儒学传统能否自发地开启出现代民主？三是在现代社会生活条件下，儒学能否作为一种传统资源而对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明建设有所贡献？倘若有此可能，我们又应如何充分而又有效地开掘并利用儒学传统资源？正确地解析这些问题，无疑既具学术理论意义，亦有现实实际价值。

一、

在中国儒家经籍中，“民主”一词古已有之，但其含义却与现代民主风马中不相及。现代民主指的是一种以自由、平等和公正等为基本原则与基本前提而形成发展起来的思想精神，以及与之相吻合的以“主权在民”为基本特质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方式。论文论文参考网而儒经中所谓“民主”绝无这样的意义。如《尚书?多方》“天惟时求民主”、“天惟五年须暇之子孙，诞作民主”。这里的“民主”，实即作民之主，与君主同义，而毫无以人民为社会、国家主人的意味。在中国历史上，“皇建作极”，位于九五之尊位的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政治上，“朕即国家”，从中央到地方所有政务的最高决定权都集中在君主手中，君主对天下臣民操有生杀予夺之权；司法上，“口出成宪”的君主不仅具有对当世法律及法律实践的最终决定权，而且其本人的意志意愿以及表达其意志意愿的言论本身就是法律，所谓“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2）乃是通则；经济上，君主“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3），“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之财，皆陛下府库”；（4）文化上，“居如大神，动如天地”（5）的君主既“王”且“圣”，始终是真理的化身，是一切学术、认知和道德问题的最高裁决者，汉代的石渠阁会议和白虎观会议、南朝的钦议三教异同、唐代的诏刻《五经正义》、明代的诏纂并颁行三部《大全》（即《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等就是这方面的显例。因此，在传统中国，如果确有自由存在的话，那末，这种自由权利的享有者只是、也只能是专制君主，此外的任何人都毫无自由、平等、民主、公正可言。显而易见，儒经中所称并且左现实社会中也确确实实存在了两千余年的“民主”实即专制君主，不仅与现代民主毫无关涉，而且其所反映的只是与之根本对立的王权专制主义。

儒学与君主专制政治之间有着微妙而又复杂的关系，这使近代以来的学者在儒学与现代民主关系问题上产生出截然对立的两种认识。一方面，自汉武帝以来的历朝历代的专制君主无不尊孔崇儒，而儒学亦自觉地维护现实社会的等级秩序及建筑在这种等级秩序之上的君主专制统治。董仲舒推演“三纲”之义固然切合了君主专制统治的现实需要，宋以后儒学由笺注之学转为义理之学，形成发展起新儒学即理学，同样也是与实际社会生活中君主专制权力日益强化桴鼓相应的。因为儒学与君主专制有如此不解之缘，所以，在以追求民主为主题的思想文化近、现代化运动中，对君主专制的革命性否定便与对儒学传统的突破、反叛以至彻底批判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明乎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中国的启蒙者何以都持守反儒立场（6）。但另一方面，儒学又确有与君主专制政治不相和谐的一面。无论在思想观念上，或者在实际操作上，自孔子以来的历代真儒都依据其道德理想而力图制衡、约束、规范皇权。如孔子以“直道而事”（7）“直道而行”（8）为理想，故其虽然“席不暇暧”（9），“三月无君则吊”（10），但在从政问题上却始终奉行“以道事君，不可则止”（11）的原则。孟子进而主张社会政治生活中应该是道尊于势而不应是道屈于势，作为道之载体的知识者应挟道自重，故其不仅肯定伯夷“非其君不仕”（12），而且自己亦敢于同王公大臣平等相待，甚至到处“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13）。孔、孟的这种思想和行为成为后儒的典范，在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北宋的刘安世“正色王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其为谏官，面折廷诤，至雷霆之怒赫赫然，则执简恪立，俟天威稍霁，复前极论。一时奏对，且前且退者或至四五。殿廷观者皆汗缩竦听，目之为‘殿上威’”。他“遍历言路，以辨是非邪正为先，进君子退小人为急”，“所守凛然，死生祸福不变。盖其生平喜读《孟子》，故刚大不枉之气似之。”（14）南宋的李衡本着“与其进而负于君，孰如退而合于道”（15）的精神，力反外戚掌权，廷争不待，引退归隐。类此事例，不胜枚举。以充溢着文化理想的“道统”来规范、甚至抗衡以君主专制为内容的“治统”，这确乎是儒学的一大传统。这种传统以及此传统影响下真正儒者人格精神的存在，使得近代以来的一些学者、尤其是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现代新儒家认行政管理论文